最近，呼吁取消“农民工”称谓的声音又开始高涨。1月11日，李方平等八位律师、学者上书国务院，认为“农民工”称谓存在歧视成分，要求变更之。深圳四位人大代表提议用“援建者”来代替“农民工”称谓。之前的11年12月，河南中牟县还把“农民工”三个字换成了“新型合同工人”，认为这样能消除歧视。(1月12日《大河报》)

　　要求改变“农民工”称谓的常见理由是说它有歧视之嫌，再或者就将改变称谓与增进农民工权益的改革路径捆绑起来，意即这是让农民工更好融入城市的第一步，好像不先变更称呼，相关政策就会难产。

　　“农民工”的说法有歧视吗?支持变更名称的人似乎都觉得有。然而，事实上呢，它本身不过是个中性的名词。“农民工”说白了就是“进城务工的农民”的简称，这一说法通俗形象，短短三个字就概括了该群体的身份和生存特点。首先，前缀是“农民”，说明他们的本质身份还是农民;其次，后面的“工”字，即“工人”之意，则勾勒了在转型期随着城镇化的进程他们背离乡土进入城市工业文明的身份嬗变。结合起来，稍稍识字的人一看便知道这到底是怎样一群人。

　　最好的语言也许就是经过了生活淬炼和无数次口耳相传后所遗留下来的那一个，明白晓畅，又烙印着岁月的沧桑。从这个角度说，“农民工”这一称谓只是人们出于交流、沟通的方便所自然生造的一个名词，它非但没有什么歧视的“原罪”，还能使传播的效率大大提高。试想一下，如果是用“援建者”“新型合同工”等来替代，这些词本身由于抽象度太高就满是佶屈聱牙的别扭劲。比如，“援建者”有很多，可以是出身城市的工人，也可以是知识青年投身北大荒那种，自然也包括农民工，囊括的范围太广，作为一个特定阶层的称谓，在书面和口语中表达都不甚理想，显得拗口而费解。“新型合同工”就更是不知所云了。

　　“农民工”一词描摹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来自农村，与泥土朝夕相处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经济改革的大潮将这群勤劳朴实的人卷入了城市的钢筋水泥奏出的节拍中，他们远离了血缘宗族连缀起的家园，在流水线上，在轰鸣的工地，在车水马龙的路旁，在简陋偏远的城中村，他们的汗水和泪水构成城市灯红酒绿外那一抹难忘的注脚。

　　他们是农民工，远离了乡土，寄居在城市，泥土的记忆渐渐淡去，城市的节奏让他们也开始孕育梦想，小小的却是那么兴奋而郑重，他们想凭自己的智慧和勤劳来成为城市的一员。然而，冰冷的现实，坚硬的二元壁垒，让他们稚嫩的梦想屡屡受挫，他们只能以边缘人的身份在白日里挥汗如雨，在夜晚的霓虹灯下嗟叹忧伤。

　　“农民工”，多么贴切地叙述了他们身份和内心的双重无奈，“工作上是城市工业文明的子民，身份上却仍是乡土世界的旧臣”，如无根之浮萍心灵难觅定所。这种种情状和刻印在整个群体心头的伤痕，还有哪个词能比“农民工”寥寥三字抒写得更为入髓铭心。

　　言必称“农民工”的称谓里有“歧视”的人，不敢抹杀他们替农民工兄弟着想的良苦用心，但我也不揣冒昧地说，“道学家从《红楼梦》中看到了淫，流言家看见了宫闱秘事”，偏执地要从“农民工”一语中读出“歧视”，也许恰恰是一种歧视。如何读解“农民工”的确关乎心灵，有人嫌农民工脏不让他们上公交，好心的农民工让了座，他们也不坐。心头构筑的城里人“高乡下人一等”的傲慢城堡一日不推倒，就是将“农民工”改称“最可爱的人”，他们依然会遭到冷眼和白眼。

　　为改变“农民工”称谓布上一个“改善农民工在城市权益”的绚丽立论，看起来亦体恤周全，然而，终不过是个无关痛痒的噱头把戏，改名与“让农民工享受更多基本公共服务”又有何干?顾左右而言他，空落得个锦言蜜语的绣花承诺，要紧的反而成了遥不可兑的空头支票。

　　“农民工”这三字名称，是时代的自我言说，直抵身份的根本，市井白话的意味又让它多了许多生活的年轮，即便背后有苦涩的无奈和忧伤。然而，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背叛这个堂堂正正的名称所记录下的时代悲情。“农民工”的称呼没有原罪，别再用一厢情愿的意淫去绑架，它需要“自由”。